我在大学刚入校时，遇见一位年轻老师，教授我们英文基础课程。
他上课时从前不讲学校指定的那本教材，而是自己印刷《独立宣言》《自立》《常识》等文篇给我们，我总记得那些周四的午后，在绵长、和气的空气里有他诵读的声音，像夏日的雨打在朱红檐角，利落干脆。
他讲那些文章，讲历史长河中掷地有声的时刻，总有一种力量感在整个教室里涌动。
他在课间时只做一件事，倚着讲台读外文书，一小本握在手上，他静默地读，辅以偶尔的叹息。他让我们读西方哲学，安排每周一次的课堂展示，从苏格拉底到爱默生，我分到的是康德。在布置任务时他说，请同学们务必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接触这些伟大的思想者，也许就是为自己多燃了一盏灯。
他读诗，写诗。我曾保存了一张他深夜发在朋友圈的图片，上面是他抄写的一句诗，来自荷尔德林：“然而，它递给我一只芬芳的酒杯，里面盛满了黑色的岁月。”在第一堂课时，他询问我们的爱好，最后说，有人写诗么？他环顾教室，一边笑一边说，你们要写诗，是这样的年龄。
我后来再选他课，在两年之后。他已经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还带了一官半职，讲《独立宣言》时已经会反复重申：学习文章时要吸收有益成分，抛却资本主义糟粕。
这套教材已经是他参与编写，他握着书谨慎地说，当时选文章时大家都犹豫该不该选《独立宣言》，后来还是一位老师指出江泽民都背过这篇，有什么不能选！他说着，自己也笑起来。
他不再问关于诗歌与哲学的话，课间也是一气讲课，因为还有下一轮课的学生等着。我其实有很多话想重新说一遍，两年前他曾经问过、曾经想听年轻人讲的话，我如今都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但我始终没找到机会去告诉他。那些话盘旋在教室里，我想说，宗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想说你之前推荐的书很有意思，想说我身边有人一直握笔写诗。
他在课上讲着讲着就说，自己不快乐。以一种自知的语气，说他几年前在学校湖边看老人垂钓，他觉得平静又喜悦，但是最近已经无法做到，无法静心观人垂钓，也无法再从中找到喜悦。他讲《共产党宣言》里的资本主义如何扩张发展，每每总把自己提来做例子：人就是被太多欲望驱使。更快的车，更大的房子，总有更好的东西引诱你去追求。放得下吗？
放不下啊，他笑着摇头，我是放不下了。
我总觉得他讲资本主义血淋淋地来到世上，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咬牙切齿，如果一定要为这种微妙又纠缠的恨找一个对象，那必然是他自己。他责备自己，在所有的学生面前，在我面前，我想尤其是对于我来说。他还认识我，问我未来事业规划，不问我康德有没有为我新燃一盏灯。
我在他的课上总想流泪，无论是两年前还是现在。两年前是为那种燃烧着的光和不顺从，现在是为他念的一句：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在他小心的措辞和痕迹明显的“与西方思想划清界限”里，我看见人被切割之后的样子，森林里多了一棵被砍伐的树，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原本见过不同景象，见过无数盏灯在夜里点燃人类的路，见过理性铺下的一层层砖，却还是顺了生活的力，走入中年人惯常的皮囊里。
他在课堂上依然用生动故事帮助同学记忆理解，却已经不说两年前他一遍遍重复的话。两年前他说，we are doomed to be free，现在他说，学习这些文章是语言层面，思想上还是要中国特色。
我其实已经说不出更多东西。我曾经总在害怕，怕自己衰老，怕自己成为寻常中年人的一个，怕自己永远失去那些被人嘲笑被人旁观的东西。我害怕自己在四五十岁时，路过燃烧的火堆，要么嗤笑着走远，要么冷眼旁观，最怕的还是我会长久地注视火堆，依旧为之热泪盈眶，却已经没有力气再踏近一步。
我现在依然恐惧着。
或者要么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懂，什么黑暗光明什么荆棘里的道路，直奔着日子的尽头去。一个人最难承受的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诘责。因为明明见过那样的灯火照亮长夜，却还是要走更安全的路。
会很难过吧。
我的一位老师
评论
